见杨炸炸那天，大理的风很收敛，阳光倒是作风一贯，不留余力地倾泻着。已经十月，还是一副不想步入秋天的样子。

我们约见在大理三文笔村口，只见他穿着人字拖从七弯八拐的小巷里走出，略有腼腆地朝我点点头，这就算是对上号了。

其实见杨炸炸之前，我认识他的作品已有多年。尤其那组名为《爱在北京》作品，在十年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互联网的爆款。

《爱在北京》：2009年起，用四年时间拍摄上百对生活在北京的情侣和夫妻，记录这座城市里人与人的相爱和相遇。

《爱在北京》带来了关注与流量，杨炸炸却在最“火”的时候，离开了北京，来到大理，住在年租金不过一万的小院里。

他用最少的钱装点自己的屋子，用近乎沉默的方式继续着自己的摄影项目，连他的家，都藏在手机地图无法精准定位的小巷。

我问他，会觉得孤独吗？他答，我费了很大劲，才拥有了这样的孤独。

潜到生活最深处，

记录北京的万千面孔。

杨炸炸是山东人，在定居大理之前，他是万千北漂的一员。

起初做广告设计，后来因为喜欢拍照，他便辞掉了稳定的工作，两手空空，开启摄影生涯。

辞职后，他的生活像被开了一条口。他说，我看到了生命的更多姿态，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记录下来。

紧接着，他启动了《Beijing Youth》的摄影项目。花了十年的时间，用上万张底片，记录着一群在北京玩音乐的年轻人。

摩登天空的沈黎晖和DDC老板张锦灿。2020年5月，因疫情重大影响，北京山老胡同DDC永久关停。

那些日子，他习惯潜入不同的演出场地，作为他们中的一份子，以一种无入侵性的姿态拍摄，快速按下快门，记录着这座包容的城市，以及这些毫不遮掩的青春面孔。

盘尼西林的主唱张哲轩，当时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，乐队还没开始重组。如今的盘尼西林，已是知名度很高的乐队。

在这组跨越十年的记录里，你会发现随之改变的不只是那些不复存在的演出场所，被拍摄者的命运也浮浮沉沉——有的彻底红出了圈，有的早已销声匿迹。

右为Click#15的Ricky，那时他刚组建乐队。他说，我是要成为rockstar的。如今，他已实现自己的目标。

不只满足于聚焦年轻人，2014年杨炸炸开始围观起北京各式各样的广场舞，从甘露园一路到东直门，处处是轻快而自由的舞步。

租住在甘露园的他，这样形容：那是甘露园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，阿姨们放下家务、放下孙子，换上最好看的衣服，在夕阳的余晖里迈着轻快的脚步。

杨炸炸再次拿起相机，捕捉着这些与暮色同龄的身影。对于那种生命力，他精准地解释道：每个人都在这一刻夺回了生活。

于是，他循入生活的一处处褶皱，在北京这座巨型城市里，抓住各种形态的人物与场域，平等而温和地记录着。

没有离不开的城市，

包括北京。

没有人想过杨炸炸会离开北京。直到2015年，他所住的一居室，租金从每月2900元飙涨到4000元。

当时租住的甘露园小区

那时他刚好在大理参加摄影展，很快就被这座西南小城吸引，背靠苍山面朝洱海，物价低空气好够清净，不似那年常被雾霾席卷的北京。

于是，他索性放弃了与房东讨价还价的机会，直接在大理找好院子，飞回北京，打包行李，不辞而别。

许多人不解，《爱在北京》的出圈给他带来了不少机会，这份出走显得很冒失。而他只是回应：换一个地方生活而已，只是一个选择，算不上是需要鼓起勇气的艰难决定。

在大理安的第一个家

大理的第一处落脚点，是在三文笔村。

这里地处苍山脚，毗邻崇圣寺，距离大理古城一公里。这个村本地人不少，异乡人也多。离热闹有点距离，但又不至于冷清。

这里的形态与北京截然不同。一遇到事，只要在村子的群里吼一声，肯定有人回应。杨炸炸不太会做饭，邻居只要做了饭都会问他：吃饭没有，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吃？

熟络的人际关系，让他重回到一种久违的社会网络中。

于是，这个白族村落也成为了他镜头里的一部分。他说这里像“家园”，把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。而摄影，便是记住此刻最好的方式。三文笔村的朋友结婚，杨炸炸给他们在村里拍了婚纱照。

我用10万元，

租下未来10年的生活。

在三文笔村住了2年，杨炸炸没有选择去更热闹的社区，而是找了另一处远离主干道的清净小院住下，一租就是整整10年。

小院的居住面积，大概有55㎡。因为预算有限，所有改造也只花了5万。

一楼是开放式厨房与餐厨区，厨房是平价简易版，开火时刻很少。比起做饭，杨炸炸更喜欢花5块钱去吃寺庙的斋饭。

搬来大理，生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。除了降低生活成本，他只是把北京的生活复制到了大理，能接单的时候接单，多半时候是和自己玩。

因为喜欢阅读，书是杨炸炸家处处可见的元素，一楼有整面墙的书架。一进二楼，引入眼帘的也还是书，以及一张来自《恋爱的犀牛》的视力测试表。

床的木架是自己手工打的，其他物品多是在大理的旧货市场淘来（旧货市场位于花鸟市场旁边，大理的人群流动性很高，淘到好东西不是一件太难的事）。

杨炸炸的猫咪铁柱，2020年因为慢性肾衰去了喵星。

这个家，旧物居多，朴朴素素，几乎没有什么赶着潮流的东西，也没有那种小心翼翼呵护的痕迹。

院子里的植物也是一样，多半都是无心插柳。云南的气候，让蕨类在一种不必刻意照料的环境里茁壮生长。

我问杨炸炸有没有什么养植物的诀窍。他给了我一句不太像答案的回答：顺应它的生长习惯就好。

小院之所以相对避世，也是因为杨炸炸在尽量压缩社交，把所有时间都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事上，主动选择了一种常人看来难以忍受的孤独生活。

为了找到自我，

可以选择不够成功的方式。

许多人理解的成长，是一个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过程。而我反倒在杨炸炸身上，看见了他试图不断去接近自我的努力。

即便他的方式是笨拙的，还好在大理这样的地方，“独特”本就是一种平常。

大理，也并非万能解药。疫情带来的影响很直观，约拍变少，商业项目也在骤减。因为对钱本能的不敏感，在我问他一个月花多少钱的时候，他竟然翻起账单给我看。

除了生活的拮据，情感的空白也是立在他与家人间的一堵高墙。时至今日，他的父亲依然认为40岁还单身，是一件不可谅解的事。

的确，他不符合社会准则的“期许”——主动离开更好的生活，没踏入婚姻，依旧漂泊，没有稳定工作，偶尔还会揭不开锅。

对于世俗的成功范式，他毫不在意。赚钱也好，零收入也罢，都是基于不偏离自我的原则之上。

采访那天是10月2日，晚起的杨炸炸还没来得及撕掉昨天的日历。

采访结束没几天，恰好是杨炸炸40岁生日。

那天，他写了一篇总结自己人生历程的文章，别的内容我已印象不深，唯独记得一句非常动人的话：年纪越大，越要做一个更纯真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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